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开展。
此次展览由首都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汇聚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珍贵文物400余件（组），其中20%为一级文物，多数展品为首次进京展出。展览通过“星灿云南”“铜铸古滇”“归融华夏”三部分，展示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各族群璀璨多彩的文化，呈现了云南地区逐步纳入中央大一统管辖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例证。
走进展厅，浓郁的云南地域风情扑面而来。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辛酉介绍，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浸”等族群，他们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与中原及周边地区频繁互动，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
第一部分“星灿云南”展出了云南各部族的生活用具、饰品与兵器。一组鸟形铜杆头饰和动物造型容器颇具特色，反映了滇西地区“昆明族”的文化面貌。据介绍，这一族群以游牧为主，随畜迁徙，兼事农业，青铜冶铸水平较高。
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的生活用具，便于携带，适合山地篝火烧煮。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的金双耳罐串珠，超越了日用器物的本意，具有贵重、神圣的意味。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的铜剑及蛇纹铜剑鞘，鞘面镂空，饰有繁复立体的蛇纹及云雷纹、圆泡饰，体现了独特的青铜艺术风格。
独立展柜中的手持铁剑铜武士像颇为吸睛。它出土于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人物深目高鼻，似戴头盔，专家认为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旁边展示的青铜人物形杖首出土于大理巍山窖藏，人物发型、服饰与手势都带有外来文化印记，反映了当地人与外界的交往。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生活在滇池区域的滇人是云南地区众多族群中最强大的一支，史称“滇国”。展览第二部分“铜铸古滇”以考古发现的丰富文物展现了古滇国的社会百态。
贮贝器是古滇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用于储存货币海贝。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器盖上立雕10名女性，中央跪坐一位贵族妇女，通体鎏金；旁边三侍女分别做捧送食盒、执伞、跪坐听候差遣状；周围二人，一坐一立，做理线状；另有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
四舞俑铜鼓同样出自李家山墓地，鼓面边缘插饰4个身着盛装的舞俑形象。四人皆佩戴大耳环和多层项链，内着短袖对襟长衫，外着长披风，双臂戴镯，前腹佩圆形扣饰，生动展现了古滇人的服饰风格。
秦汉以来，中原与云南地区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池，滇王举国归附。汉武帝保留滇国号与滇王号，同时设立益州郡，云南大部被纳入汉朝大一统行政体系。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滇西哀牢故地设置永昌郡，基本实现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全部统一及郡县制统治。
展览第三部分呈现了西南夷融入华夏、中原文化在云南传播的历史进程。铜孔雀灯造型具有云南地域特色，其设计原理与西汉长信宫灯、雁鱼铜灯有异曲同工之妙。陂池水田模型生动展现了中原地区先进水利技术与云南自然地貌的巧妙结合，是古人因地制宜的匠心缩影。
晋宁河泊所遗址是“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大量简牍和封泥等文物，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滇王之印”等相互印证，证明该遗址为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所在。
展厅里展出了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简牍和瓦当。“‘滇国相印’与‘益州太守章’封泥同时出土，印证了‘郡国并行’的体系，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治理智慧。”田辛酉说。益州郡下辖24个县，展柜中可以看到滇池、连然、建伶等20个县的官印封泥，这是中央政权对云南地区实施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实证。
西汉“滇池以亭行”署简牍为文书传递时使用的题署。简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书，“滇池”指滇池县廷，是收信地址；传行方式是“以亭行”，即取道乡亭传递邮书，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邮亭系统。
展览的结尾，陈列着“益州”云纹瓦当。这是汉代官署建筑用瓦，为确认河泊所遗址是汉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提供了关键实证。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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